我向总书记汇报说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父亲留下的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总书记不断地点头，重复了两遍“家风”、“家风”。

县委书记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

父亲一向反对不劳而获。所以，他留给我们的家风主要是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靠自己的能力活着，有力气就靠力气活着，有才艺就靠才艺活着，不能搞特殊化。

父亲离开尉氏县到兰考报到的时候，还欠尉氏县137元钱。当时他还不上，到了兰考后才从自己的工资里攒够了还给尉氏县。可以想象，我们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多么拮据。

父亲到兰考一个月以后，县委出了一个福利救济名单，上面有他的名字。可能这是多年来的惯例，县里的领导同志都要享受一下这一福利。父亲打破了这种惯例，他找到机关党支部书记，问享受国家救济的条件是什么？书记答：有三条，家住在灾区，生活困难，本人申请。父亲说，我家不在灾区，本人也没有申请，为什么我在名单里？他表示，给我的救济款，我一分钱也不要。他这样一说，县委机关有十名干部当场也表示，不要救济款。他不要救济款可以，但组织上知道我们家孩子多，冬天正是棉花紧缺的时候，就分给了我们家3斤棉花票。母亲徐俊雅拿到棉花票很欢喜，都在心里做好了打算：给大的做件棉袄，给老二做件棉裤，我们家的被子也烂了个窟窿，又想套一床棉被。如果能剩下一两半两棉花，就纺线给父亲织一双棉袜子。而父亲回到家里就问起了棉花票的事情，让母亲将棉花票立即退了回去。

父亲接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，母亲的哥哥、嫂子和她说了好几次，想让父亲给他们的儿子新太在县委谋个通信员的工作。因为新太有文化，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还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，一直不敢向父亲提起，直到哥哥、嫂子催得急了，才找了一个机会委婉地向父亲说起此事。父亲不等母亲说完，就回绝了，他说：“我是县委书记，不能违反国家政策，随便安排人。”

我大姐焦守凤初中毕业后，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，但父亲不同意。听说县委书记的女儿初中毕业了要找工作，学校想请大姐当老师，邮电局长说局里缺个话务员……各种好消息都有，但都被父亲拒绝了。他认为大姐如果干这些工作，会沾染上厌恶劳动的不良思想，便让她在县里的食品加工厂当了临时工。父亲还对厂长说：“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，这对于改掉她怕脏、怕累的毛病有好处。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，就对她要求不严了。”为此大姐哭过闹过罢工过。有一天，父亲对她说：“爸爸今天事情不多，陪你卖酱油吧。我爷爷开过油坊，我小的时候，也走街串巷卖过油，我来告诉你怎么喊能把酱油更快卖出去，怎么挑担子更省劲。”刚开始，大姐跟着父亲走街串巷，可后来，她觉得父亲是县委书记，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，就说：“爸爸你回去吧，以后我再也不闹了。”

父亲是一个吃过各种苦头的人，他认为所有吃过的苦都没有白吃。所以，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一个能吃苦的人，一个优秀的人。再则，大姐是家里的长女，也希望她能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。

父亲去世后，大姐在《我的爸爸焦裕禄》一文中曾写道：我在上学期间，爸爸除了给我伙食费以外，几乎不给我一点零花钱。1963年，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啦，冬天还穿着我9岁上小学时家里给我做的一件花布大衣。刚做的时候长得拖到了脚跟，穿到我上初三，就只够半腰了，那上面已经补上了好多补丁。有个同学说我：“你爸爸还是县委书记哩，也不给你做件新衣裳。”我想，也是。春节放假，我就找爸爸要求说：“人家都说你是县委书记哩，还叫我穿这件破大衣。你也不怕丢人。”爸爸笑了笑，指着他身上的补丁衣服对我说：“你看我这县委书记穿的是啥衣服？这丢啥人！”爸爸看我低下头不吭声，就进一步开导我：“你知道啥是丢人？好吃懒做、贪图享受，才是真正丢人呢。艰苦朴素，你应该感到光荣才对。”他还说，“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，穿得再好，不劳动就不好”。听了爸爸的话，我就把那件大衣改成了小棉袄。后来袄袖破得实在不能穿了，我又换了两个袖子继续穿。

灾荒之年，即使是县委书记的家里，全年也吃不上纯白面的馒头。一次，父亲发现我们不想吃粗粮馍馍，而扔在地上，就抱着我们边在火炉旁烤火，边给我们讲乡村百姓吃了红薯干吃野菜，根本吃不上粗粮，并将扔到地上的粗粮馍馍烤热，和我们一起分着吃了。一边吃，一边教我们唱：“我是一粒米呀，长在田间里，农民伯伯种下我，多么不容易。”

父亲爱我们，他经常胳膊上抱一个，背上背一个，在院里和我们玩游戏。但他既是慈父又是严父。

父亲逝世后家里常常陷入窘境

对自己的疾病，父亲像是有预感一样。1964年春节，多年不回老家的他，请假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山东博山县北崮山老家，带着六个孩子给爷爷上坟，那天正好下大雪。

他还骑着自行车在村庄的周围转了一大圈，似乎是向自己的故乡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。春节过后，他回到兰考没有多久，便病倒了。

有一天，父亲清醒过来，给正在难过的母亲留了遗言：“万一我有啥事，你的担子很重啊。你不能倒下去，家里还有孩子，还有两个老人。你要教育好孩子……”

埋葬父亲的时候，母亲肝胆欲碎，几次往父亲的棺木上撞，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。过后，母亲对我们说：“要不是为了你爸的临终嘱托，我就随他去了。”

父亲去世以后，家里六个孩子，日子便不好过了。那些年，我看到母亲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父亲的遗像流眼泪。

小时候，我们都捡过煤核，在外面看到柴火也捡回家烧。我哥我姐放假了没事，就去帮人家铲煤。哥哥那时13岁，个子高，铲煤一天挣几毛钱拿回家都交给母亲。

有一次，母亲上街去买鸡蛋，付了10元钱，卖鸡蛋的让她看着篮子，说是去旁边的商店换零钱，然后再找给她，谁知去了就再也没回来。母亲为此哭了几回。10元钱，在当时可是我们全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费啊！

父亲去世以后的头几年，母亲没有给我们添过一件新衣裳。哥哥焦国庆长得快，母亲就将父亲的衣裳改了给他穿。1966年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的时候，我穿的也是带补丁的衣裳。

我的母亲徐俊雅是焦家家风最重要的传承人。父亲去世时，她才三十几岁，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六人抚养成人。实际上，母亲是替父亲在活着。对几个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，她告诫我们，可以不给焦裕禄这个名字争光，但不能抹黑。

母亲也是做过县政府领导的人，但她说，不能因为是焦裕禄的爱人而为自己谋半点私利。我们兄妹几个人的工作，她都没有动用过关系，她唯一过问工作的只有张继焦。张继焦是被父亲救活的农民的儿子，母亲对他的感情很朴素，就是觉得，父亲走后，抚养教育这孩子就是她的责任。母亲临终前专门留了遗嘱：自己的积蓄一共几万元钱，分成七份，六个孩子一人一份。张继焦这个老七，也分到相同的一份。

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，父亲如高山，他高尚的情操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；母亲如大海，她无私的母爱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岁月。

我们想念您，亲爱的父亲

在焦裕禄家风的影响下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力争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。老大焦守凤从开封市总工会退休，有三个子女，大儿子早逝，另外一子一女在开封市从事普通工作，其中儿子和女儿都曾下岗待业多年；老二焦国庆从开封市地税局退休，女儿焦楠在开封市某区审计局工作；老三焦守云从郑州科技情报研究所退休，儿子余音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，现为中国歌剧舞剧团副团长；老四焦守军从成都军区档案馆退休，有一个儿子，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；老五焦跃进现任开封市政协主席，有两个女儿，大学毕业后，分别在北京、上海打工；老六焦保钢于2013年病逝，儿子焦威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，女儿焦力在部队当兵。

2014年5月14日是父亲逝世50周年的祭日，我代表焦家的儿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全文如下：

亲爱的父亲：

如今的焦家已经四世同堂，是一个27人的大家庭，这个家庭温暖幸福。您知不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您的儿女们是多么想念您啊！

母亲2005年带着劳累走了，我们没有挽留住她去寻找您的脚步。您去世的时候母亲还那么年轻，40年的辛苦和劳累伴随了她大半辈子。我们六个子女让她操了多少心，受了多少累，长大后的我们却怎么也弥补不了她对我们的付出。

您去世后，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鞭炮没有欢笑的春节。我们最怕过春节，也最怕清明节。那几年，每年的除夕夜，母亲都是流着泪包一整夜的饺子。大年初一给我们下完饺子后，她却不吃不喝地躺上一整天。我们心里清楚，母亲是在想念您啊！每到清明节，母亲手把着我们的小手给您扫墓，她有几次哭得昏倒在您的墓前，不得不让人搀着她回家，那情景让每一个人都心痛。

您去世后，我们一直记得您临终前的嘱托，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、要救济。您的六个孩子，如今最小的也人到中年了。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，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。像其他人一样，我们也面临着“票子”“房子”“孩子”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。家中一样有人下岗，有人待业。虽然也有人当上了“七品”县官，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。生活中的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，我们都记住您的教诲，靠自己本事生活。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，我们都可以无愧地对您说，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。

今天，是您的50周年祭日，这50年来，我们对您的追思常常泪湿衣衫。每每回想起童年记忆中的您，以及您和母亲之间的那种挚爱深情，总会在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。

如果您活着，您也一定对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喜不自禁，酷爱唱歌的您一定会指挥我们一家近30口人一起高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我们也会把工作生活的事情常说给您听听。

如果您活着，您也会为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关心而倍感欣慰。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兰考，参观了您生活、工作的地方，还与我们围坐在一起，亲切地询问着我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总书记说，见到我们很高兴、很亲切，就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。

如果您活着，您一定不会离开兰考。您太爱兰考这片土地了，一草一木、一沟一壑您都用脚丈量过。现在您所牵挂的这片土地也变得富饶美丽，您爱兰考的乡亲，他们一定会像走亲戚一样来看您……

可是您走了，已经走了很久了。但我们知道您没有走远，没有走出兰考。或许您太累了，躺在兰考温暖而柔软的沙丘上歇息。白色的大理石棺柩没有隔断我们，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您的影子。

我们想念您，亲爱的父亲！

父亲去世50多年来，所有普通人家遇到的生活难题，我们都遇到了。但是，无论过得好与不好，我们都要守护好父亲的英名，这既是焦家家风的要求，也是我们焦家儿女必须恪守的底线。

（来源：中宣部《党建》杂志2018年第8期，原标题《父亲焦裕禄留给我们的家风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瑜采访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