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发布会现场。王俏 摄

刚刚提到，惩罚性赔偿会让侵权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责任，构成要件更为严格，请具体介绍《解释》关于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规定，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防止惩罚性赔偿被滥用

答：惩罚性赔偿是传统侵权法填平原则的例外，具有加重责任的性质。《解释》在总计14个条文中，用5个条文的体量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，充分体现了我们严格把握其适用条件、依法审慎适用的基本态度。

根据《解释》规定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须满足以下三个特别要件：

一是行为要件。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功能。侵权人实施了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的不法行为，是对其施以惩罚的正当性基础。而某一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，应充分关注政府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。且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，关于环境质量标准、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事项，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性标准，或者在无国家标准时制定地方性标准。故《解释》第5条关于“是否违反法律规定”的认定依据，除狭义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外，包括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等在内，必要时可以参照规章的规定。

二是主观要件。侵权人的主观恶意，是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性要件。根据《解释》第6条规定，对侵权人是否具有故意的考量因素，包括其职业经历、专业背景或者经营范围，因同一或者同类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情况，以及污染物的种类，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的方式等，主要来源于对审判实践中典型案例的总结。此外，故意作为一种主观状态，往往难以直接证明，一般需通过侵权人的行为来认定。故《解释》第7条根据环境保护法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规定，明确了应当认定侵权人具有故意的9种典型情形。

三是后果要件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遵循谦抑原则，聚焦于损害后果严重的侵权行为，避免侵权人动辄得咎。且此种严重后果，必须是已经实际发生的、现实存在的人身损害、财产损失或者生态环境损害，不能仅是一种风险。《解释》第8条规定，人民法院认定是否造成严重后果，应根据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行为的持续时间、地域范围，造成环境污染、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，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。而造成他人死亡、健康严重损害，重大财产损失，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者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。

另外，《解释》整体的条文设置，除刚才谈到的构成要件外，当事人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时点和具体请求，应当一并提起、一并解决的要求，基数的计算、倍数的确定等规定，既是对正确适用的指引，也是对防止滥用的规范。下一步，我们将通过典型案例进一步加强指导，推动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。

我们注意到，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中，基数和倍数是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两个重要因素，请具体介绍《解释》关于基数和倍数的相关规定

答：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和倍数，是《解释》贯彻实施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，增强其在审判实践中的可操作性、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关于基数问题。惩罚性赔偿是补偿性损害赔偿之上的附加性责任。其数额的确定应以被侵权人受到的实际损失作为计算基数。对此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、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，商标法第63条第1款、著作权法第54条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，均采同理。故《解释》第9条规定，环境私益侵权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，应以因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金、财产损失数额作为基数。而人身损害赔偿金、财产损失数额的确定，因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，除民法典外，还可能涉及诸多生态环境保护的单行法、特别法，故除依照民法典第1179条、第1184条的规定外，增加了“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”的但书表述。环境公益侵权诉讼参照适用惩罚性赔偿的，则应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期间损失、永久性损失数额作为基数。

关于倍数问题。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限定，存在三种模式。第一种是固定倍数，如“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”；第二种是弹性倍数，如“一倍以上五倍以下”；第三种是不设定倍数限制。《解释》起草中，经过充分调研论证，为兼顾可操作性和灵活性，采取了弹性倍数的模式。同时，考虑到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以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，其损害基数往往较大，将其倍数规定为一般不超过损失数额的二倍，在遵循谦抑原则的同时，亦备特别情势之需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二倍以内的倍数规定，并不要求必须是整倍数，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，可以确定为小数。

此外，因同一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行为已被行政机关给予罚款或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罚金的，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免除侵权人的惩罚性赔偿责任，但《解释》第10条规定可在确定惩罚金数额时予以综合考虑。

通过刚才的发布，我们了解到，惩罚性赔偿是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特殊方式。请再进一步介绍《解释》的出台，对生态环境保护将发挥怎样的作用

答：民法典新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，是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民法典对现代社会环境问题作出的时代回应。《解释》的出台，旨在准确理解和切实实施民法典这一新增规定，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具有重要作用。

一是贯彻最严密法治观。刚才谈到，生态环境领域存在违法成本低的突出问题。传统补偿性损害赔偿仅具有填平功能，不足以惩戒侵权人的环境违法行为。普通环境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，难以体现针对恶意侵权人的否定性评价。惩罚性赔偿责任，通过让恶意的不法行为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责任方式，对其严重侵权行为付出应有代价，提高违法成本。《解释》的出台，是贯彻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实践，有利于正确统一适用民法典，充分救济受害人，惩罚恶意侵权人，并警示他人不得实施类似行为。

二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。惩罚性赔偿责任，是民法典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规定的一大亮点。针对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侵权人，适用特殊的责任方式，是对损害担责、全面赔偿原则的进一步落实。《解释》的出台，在禁止令、生态环境修复等预防性、恢复性司法措施之外，明确了惩罚性赔偿的具体适用，提供了更为丰富完善的环境司法措施，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，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协同推进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、中国美丽。

三是实现环境公平正义。侵权责任方式是民法典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，相比较于行政法、刑法上的保护方式，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。《解释》规定，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，应综合考虑同一污染环境、破坏生态行为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情形，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相对于行政、刑事责任的优先承担顺位及其在民事责任内部的劣后位序，有益于有机衔接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刑事制裁、民事赔偿、行政处罚，强化责任追究，切实增进生态环境民生福祉。